第三十三章 品重醴泉 (第1/2页)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8月，烟台港。
　　
　　八月的烟台正是葡萄成熟的季节。东山的葡萄园里，金黄色的白玉霓、深紫色的赤霞珠、青绿色的雷司令垂在藤架下，果皮上覆着一层薄薄的白霜，在晨光里泛着柔和的光。海风从北面吹过来，穿过葡萄架时发出细碎的沙沙声，像在低语着什么即将到来的事。
　　
　　这天的海面特别蓝。没有雾，没有云，太阳从海平线升起来之后就一直挂在那里，把整片海湾照成一匹正在缓缓展开的、浸满了光的蓝色绸缎。
　　
　　张振勋站在葡萄园的最高处，穿着一件浅灰色长衫，手里没有拿任何东西。他望着远处正在变亮的天际线，海面上已经泛起了一层细碎的金色光斑，还有几艘早起的渔船正缓缓地驶出港湾。他没有看那些船，目光落得更近一些——码头上的栈桥边已经有人开始铺红毯，有人正在用尺子量好间距摆放新移种的芭蕉盆栽。
　　
　　海平面低垂处有一艘朝烟台驶来的船影，比周围的渔船都大，行驶得也更稳，白色的上层结构在晨光里像一小片移动的云。张振勋看了片刻，转身走下坡顶，沿着葡萄架中间的小路穿过果园，出了酒厂大门朝码头的方向走去。
　　
　　码头上已经站了很多人。烟台商会的人、地方官员、自发来的百姓，黑压压的一片沿着海岸线散开，朝着海面望。张振勋站在最前面，身边是巴保、老汤、张成卿和施密特。老汤显得有些紧张，一直不停地整理自己的衣领和袖口，像是要去见一位比总督还要高级的大人物。张振勋没有看他，目光一直落在远处海天线与水面相接的位置，安静地等待着。
　　
　　“几点了？”他问。
　　
　　“刚过八点半。”老汤看了看怀表。
　　
　　张振勋没有再问。刚才海面上的那艘轮船已越来越靠近码头了。船头劈开碧蓝的水面，两侧的浪花在晨光里泛着碎银般的光。船身上没有挂旗，可所有人都知道那是谁的船。
　　
　　汽笛响了一声，长长的，在烟台港的群山之间回荡了好几圈才散开。码头上响起一阵低低的骚动，有人垫起了脚，有人举起了帽子，有人开始鼓掌。张振勋站在那阵逐渐升温的声浪中间，慢慢地把背挺直了一些，像一棵在风里站了太久的、枝条已经垂向地面的老树，在春风里重新收紧了根须，把自己的冠顶重新抬了起来。
　　
　　船靠岸了。跳板搭好之后，船舷上先走出来两个穿深色制服的随员，然后是一双黑皮鞋——踏上了烟台的码头。孙中山穿着一身浅灰色中山装，纽扣扣到第二颗，衣领服帖，左手拿一只黑色皮包，右手微抬着跟码头上的人群致意。
　　
　　掌声从码头的这一头传到那一头，像潮水涌过沙滩。张振勋站在人群的最前面，没有往前挤。看着孙中山从跳板上走下来，一步一步，走得稳当，不急着下，也不迟疑。阳光照在他的侧脸上，把他额头上那道被多年奔波刻下的纵向的纹路照得分明。
　　
　　张振勋忽然想起当年在新加坡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穿的那身白西装，想起第二次见面时他眼窝深陷清瘦了许多的脸，想起第三次见面时他在灯影里说起“同盟会”三个字时声音压得那样低，却那样稳。差不多十年了，模样变了不少，可那“薄而锋利”的东西还在——像一根针，无论被放在哪里都会发出自己独特的光。
　　
　　孙中山走到张振勋面前，停了，伸出了手。两只手在烟台港的晨光里握在了一起，一只修长，指节分明，掌心干燥；一只粗糙，布满老茧和旧疤，带着半辈子跟泥土和账本打交道留下的温度。
　　
　　“张先生，我们又见面了。”孙中山说。
　　
　　“孙先生，欢迎来烟台。”张振勋说。声音平稳，可他握着孙中山的那只手，指腹在对方的手背上极其短暂地停了一下。
　　
　　孙中山微微一笑：“我在船上就闻到酒香了。”他松开手，朝码头两旁的人群再次致意，然后侧过头来问，“园子在哪里？听说你的葡萄园，今年收成不错。”
　　
　　“托先生的福，刚摘了第一批。“张振勋侧身让开半步，“先生请。“
　　
　　马车穿过烟台的街道，往东山的方向驶去。沿途的梧桐树枝叶在八月里正绿得发亮，树冠在街道上方交织成一条漫长的、微微晃动的绿廊。孙中山坐在靠窗的一侧，透过车窗往外看着那些掠过窗框的屋舍和行人的脸，偶尔问一两句关于这座城市的话——港口吞吐量、进出人口、有哪些产业——问得不急，像是在沿着一条河慢慢走，看到什么就聊几句。
　　
　　马车到了张裕公司的门口。大门是青砖砌的，门楣上挂着一块黑底金字的横匾，写着“张裕酿酒公司“六个字。门口已经站满了迎候的人。
　　
　　张振勋领着孙中山进了厂区，先看了葡萄园。正午的阳光穿过葡萄架的缝隙，在泥土上投下一片碎金般的光斑。孙中山蹲下身，伸手托起一穗低垂的红玫瑰葡萄，用指尖轻轻碰了一下果皮上的白霜，侧过头问张振勋：“这就是用来酿红葡萄酒的那种？“
　　
　　“是。从欧洲引的种，在烟台种了二十年，才长成这个样子。“
　　
　　孙中山站起来，轻轻拍了拍手上的泥尘，又伸手碰了碰旁边那排雷司令的叶片。“你在南洋种过那么多东西——橡胶、咖啡、椰子——跟种葡萄比，哪个更难？“
　　
　　“不一样。“张振勋说，“橡胶和咖啡，种下去，该浇水浇水，该施肥施肥，三年就能收。葡萄不一样——头三年不收果，头五年产量低，到了第十年才稳定下来。前十年里，你每天看着它长，可你不知道它能不能酿出你想要的酒。“他顿了顿，像是在确认自己说的话是否准确，“像等人。“
　　
　　孙中山看了他一眼，没有接这句话。他转身沿着葡萄架中间的土路往前走，步伐不快，偶尔停下来看看某棵藤的枝干走向和几簇果实的排列。走到一片斜坡处时，他停了下来，回头望了一眼来路的方向，像是在数自己刚才走了多少步。“这一片，种了多少年了？“
　　
　　“十五年了。头一批从根瘤蚜里活下来的树就在这一片。“张振勋走到他旁边，也停下来，“那年差点没保住。挖掉了快一半，后来又从头嫁接。
　　
　　孙中山听了，目光在那片翠绿的叶冠上停留了片刻。他没有再问什么，继续往前走。
　　
　　张振勋在旁，边走边指给他看——左手边那片坡地是第一年种的雷司令，右手边那片迟了两年，是赤霞珠和品丽珠混种，低洼处种的是白玉霓，因为怕涝，垄面抬高了半尺。
　　
　　孙中山走得很慢，每指到一处就会停下来看一看，偶尔蹲下去摸一把土，在指腹上捻开，闻一闻。“张先生，这土跟波尔多的比，怎么样？”
　　
　　“比波尔多干一些。”张振勋说，“可烟台的雨水少，葡萄的糖度比波尔多高半度左右。各有各的好。这里的酒不像欧洲的酒，有自己的特点。”
　　
　　孙中山站起来拍掉手上的土。“有自己的特点就好。一个国家也好，一瓶酒也好，最怕的是没有自己的特点。”
　　
　　沿着田埂走了一圈，一行人走向酒窖。酒窖入口在厂区西侧，半隐在一排茂密的紫藤架后面。门是两扇厚实的橡木门，推开的时候发出沉闷的吱呀声。走进去大约三级台阶后，光线骤然暗了下来，只有墙壁上每隔几步亮着一盏油灯，把整条甬道染成一团昏黄而均匀的暖色。空气的温度也变了——比外面低了至少五六度，带着一股潮湿的、沉稳的、混合了橡木和酒香的气息。甬道两侧的墙面上垒着巨大的花岗岩条石，色泽偏冷，在油灯的光线下泛着淡淡的银灰色；拱顶约莫两人多高，由几道粗粝的弧线收拢而成，像一座被埋在地下的教堂的中殿。
　　
　　张振勋领着孙中山走下那道他走了二十年的石阶。孙中山的脚步声在甬道里回荡着，一步比一步深入地下。当他的脚踩到酒窖底部的地面上时，他站在窖中央举目四望，看见了那些整整齐齐排列着的橡木桶和头顶那一道被石匠的手一块一块垒起来的拱形穹顶。他仰起头看了很长时间。
　　
　　孙中山抬手触了一下身边的石壁，掌心贴着那面光滑而冰冷的条石表面，感受着从地底深处渗上来的、恒定的凉意。“这个窖，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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