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3章 李治被立为储 (第2/2页)

与此同时，被废为庶人的李承乾，在被审问谋逆缘由时，也直言不讳地坦承：“儿臣之所以铤而走险，图谋谋反，全是因李泰一心图谋太子之位，步步紧逼，儿臣为求自保，才不得不出此下策。”
　　
　　两件事相互印证，太宗瞬间幡然醒悟。他终于看清，李泰看似才华横溢，实则野心勃勃，虚伪狡诈，心狠手辣。若立李泰为太子，日后他登基，李承乾、李治两位嫡弟，必定难逃一死，李唐皇室必将陷入骨肉相残的血光之中；而自己一生倡导仁孝治国，若纵容皇子争储、骨肉相残，不仅违背初心，更会动摇国本。
　　
　　痛定思痛，太宗终于下定决心，要立性情仁厚、从不结党争储的李治为储君。为了让储位彻底稳固，杜绝日后纷争，太宗特意上演了一场震动朝野的“两仪殿泣血立储”。
　　
　　这一日，太宗屏退左右，只留下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褚遂良等几位心腹重臣，又命人将晋王李治带至两仪殿。殿内气氛凝重，太宗看着眼前忠心耿耿的重臣，又想到诸子争位的痛心局面，悲从中来，先是痛斥诸子不孝，继而心灰意冷，突然拔出腰间佩刀，便要自刎谢罪，言道：“朕一生征战，平定天下，却连自家儿子都管教不好，致使骨肉相残，朕无颜面对列祖列宗，不如一死了之！”
　　
　　众臣大惊失色，连忙上前阻拦，长孙无忌更是死死抱住太宗，叩首不止，恳请太宗以江山社稷为重，切勿轻生。待太宗情绪稍定，长孙无忌率先进言，直言：“陛下不必忧心，如今嫡子之中，唯有晋王李治，仁厚孝顺，谦和恭谨，从不结党营私，亦无争储野心，深得朝野人心，立为太子，乃是顺天应人，可安天下！”
　　
　　房玄龄、李勣、褚遂良等重臣，也纷纷附和，一致拥戴李治。眼见众臣同心，太宗顺水推舟，终于敲定储君人选。
　　
　　贞观十七年四月七日，太宗亲登承天门，颁下诏书，正式册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昭告天下。这场惊心动魄的夺嫡之争，最终以仁弱不争的李治，意外胜出落下帷幕，而李治自始至终，从未主动参与纷争，却因仁厚得宠、众臣拥戴，捡获了这份至高无上的储君之位。
　　
　　可即便已然册立太子，太宗心中，依旧存有顾虑。
　　
　　李治性情温和仁厚，甚至有些懦弱怯懦，缺少帝王应有的杀伐决断与英武之气。太宗一生英武果敢，纵横天下，看着这般“仁弱”的太子，难免忧心忡忡，担心他日后登基，懦弱无能，无法驾驭群臣，守住大唐江山社稷。思来想去，太宗心中，又浮现出另一个人选——吴王李恪。
　　
　　吴王李恪，乃是太宗第三子，生母为隋炀帝之女杨妃，虽非嫡出，却自幼英武果敢，文武双全，性情气质，都与太宗极为相似，深得太宗赏识。太宗越看李治，越觉他难以担当大任，便渐渐动了改立太子的念头。
　　
　　一日，太宗单独召见长孙无忌，直言心中忧虑：“当初是你力劝朕，立稚奴（李治小字）为太子，可稚奴天性懦弱，恐怕没有能力守住朕打下的大唐江山，朕日夜忧心，这该如何是好？吴王李恪英武果断，品性气度极像朕，朕想改立他为太子，你以为如何？”
　　
　　长孙无忌听闻此言，当即坚决反对，据理力争，执意认为不可。
　　
　　太宗心中了然，长孙无忌乃是李治的亲舅舅，而李恪并非长孙皇后所生，与长孙氏毫无血缘关系，便直言问道：“你如此坚决反对，莫非是因为吴王不是你的外甥，你才刻意偏袒稚奴吗？”
　　
　　长孙无忌面不改色，叩首直言，言辞恳切，句句切中要害：“陛下此言差矣！臣并非偏袒外甥，而是为大唐江山社稷考量。太子仁慈厚道，乃是最佳的守成之君。如今大唐历经战乱，天下初定，百姓期盼休养生息，朝廷需要仁君安抚天下，推行仁政，而非穷兵黩武、严苛驭下的英武之君。太子之位，乃国之根本，关乎天下安危，岂能因一时心意，便随意更改？一旦轻易废立，必生朝局动荡，皇子纷争再起，还望陛下深思熟虑，切莫动摇国本！”
　　
　　长孙无忌的一番话，点醒了太宗。太宗深知，打天下需英武之君，守天下需仁厚之主，自己一生征战，国力虽盛，却也需要后继之君休养生息；且李治乃嫡子，名正言顺，又有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一众贞观重臣拥戴，若强行改立李恪，必定引发朝堂分裂，重蹈皇子争储的覆辙。思虑再三，太宗终于彻底打消了改立太子的念头，李治的太子之位，也正因长孙无忌的全力庇护，彻底稳固，再无动摇。
　　
　　自此之后，太宗彻底放下顾虑，倾尽全力培养这位储君。他深知李治缺少理政经验，便特意定下规矩，每次上朝听政，都命李治立于身旁，全程观摩自己批阅奏折、决断政务、处理朝事的全过程，手把手教他权衡朝堂利弊、洞悉民生疾苦、决断军国大事；遇到重要朝政议事，也时常让李治参与其中，发表见解，亲自指点他帝王驭下之术、治国理政之道。
　　
　　李治也不负所望，虽性情仁弱，却勤奋好学，虚心求教，处理事务恭敬谨慎，所言所行皆合礼法，每每都能切中事理，深得太宗认可。太宗看着太子日渐成长，多次在朝堂之上，当着众臣的面，称赞李治的德行与才能，对这位储君愈发满意。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太宗决意御驾亲征，讨伐割据辽东的高句丽，平定边疆边患。大军出征之际，太宗任命太子李治留守定州，坐镇后方，统筹粮草供应，稳定朝野大局，代为处理日常朝政，将后方重任，尽数托付于他。
　　
　　待到太宗敲定最终发兵日期，即将与李治离别之时，李治想到父亲年事已高，却要亲赴凶险战场，风沙百战，生死难料，心中悲痛难抑，整日神色哀戚，泪流不止，哭到不能自已。他既担忧父亲安危，又不舍离别，便向太宗恳请：“儿臣恳请父皇，准许驿站以飞马快骑，传递儿臣在定州的日常起居、理政表章，同时也请父皇将边境军情、前线安危，时时传回，让儿臣能日日知晓父皇平安，安心侍奉。”
　　
　　太宗看着太子一片纯孝，心中大为感动，当即应允了他的请求。此后，大唐边境与京城、定州之间，快马驿卒日夜兼程，往来传递奏章与军情，朝廷与边境快马奏事的制度，也自此正式开端。
　　
　　数月之后，太宗征讨高句丽大军凯旋，李治亲自前往迎接，随侍太宗一同返回并州。一路之上，李治朝夕不离左右，尽心侍奉父亲。彼时太宗连年征战，积劳成疾，身上生了一颗大毒疮，疼痛难忍，坐卧不宁。太医多方诊治，却收效甚微，毒疮脓血淤积，痛苦不堪。
　　
　　李治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不顾帝王至尊之体，也不嫌脓血污秽，亲自俯下身，用口为太宗吸吮毒疮中的脓血，清理疮口；太宗乘车辇出行时，他也不乘车马，执意亲自扶着车辇，一路步行随侍，连日不休，悉心照料，极尽孝道。
　　
　　这份发自肺腑、毫无作伪的至纯至孝，不仅让太宗倍感欣慰，更让随行朝臣、天下百姓，无不感念太子的仁孝德行。李治也凭借这份宽厚仁孝、恭敬谨慎的品性，彻底坐稳了太子之位，一步步走近大唐的权力巅峰，为日后登基继位、执掌天下，埋下了最坚实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