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二章：深宫阴劫，地脉余音 (第1/2页)
第九十二章：深宫阴劫，地脉余音
正统十四年的腊月，北京城在战后的余温中缓缓走向年末。
城墙上的箭痕还没有完全修补，但缺口处已经填上了新砖，在冬日的阳光下泛着比旧砖更浅的颜色，像是尚未愈合的伤疤表面结了一层薄痂。街市上重新有了吆喝声，卖炭的、卖冻梨的、卖年画的，声音此起彼伏，把十一月的冷寂一点一点地填满。槐树巷的积雪被扫到墙根下堆成一排矮矮的雪垄，屋檐下垂着晶莹的冰凌，在午后的日光下滴滴答答地融着水。
沈砚的诊堂里，炭火烧得比往年旺了几分。黄甫说是怕他年纪大了扛不住北地的冷，在诊案旁边多放了一只炭盆，又在灶间多存了两捆干柴。沈砚没有推辞，只是每天早晨开门时仍然站在门口呼几口白气，感受一下外面的冷度再转身回屋。赵安今年也来得比往年勤快，每隔两三天就会端一碗热汤来，有时候是萝卜汤，有时候是红枣粥，碗沿还带着灶台的余温。他放下碗就走，也不多停留。
腊月初三这天，沈砚收到了一封从宣府寄来的信。信是太医院医官周正写来的，说土木堡周边那些村庄入冬后没有再出现新的病患，谷地里的那片地面在雪后变得异常平整，像是被一层薄雪抚平了所有的起伏。他在信末写道：“先生，那片谷地已经安静了。今年冬天没有起雾。”
沈砚把那封信看了两遍，折好放进书匣里。
腊月初八，黄甫煮了一大锅腊八粥。今年的粥比去年多了几味干果，是赵师傅送来的新晒的核桃和桂圆。四个人围坐在灶台边喝着粥，灶间的暖意把窗玻璃蒙上了一层白雾，屋外的北风刮过槐树光秃的枝丫，呜咽声在夜色中被隔绝在屋外。沈砚喝了几口粥，黄甫端着粥碗问了一句：“先生，明年开春还去城外采药吗？”沈砚放下碗想了一下：“去。有几味药在城外找到了，明年再采一批。”黄甫没有多说什么，低头继续喝粥。
腊月二十，郑院判——不，现在已经不能叫他郑院判了，他已致仕多年，只当是位寻常老友——来了一趟。他坐在诊案前，接过茶碗，暖和了手，说的事却是沈砚不常听到的：“先生，朝中的事，你最近听说了吗？”沈砚放下手里的药书：“什么事？”
郑老放下茶碗：“陛下被瓦剌放回来了。皇上被俘一年后，瓦剌把他送回了北京。”沈砚的手停在书页边缘：“他回来之后呢？”郑老沉默了一会儿：“被安置在南宫。名义上是太上皇，实际上是被软禁在那里。门锁着，内外隔绝，不许人随意探望。朝中现在由监国朱祁钰做主，他已经登基称帝了。原来的皇帝回来后，被安排在了另一个地方，不能回宫，也不能见大臣。”他顿了顿，“我听说南宫那边的条件不太好，冬天缺炭，夏天漏雨，连基本的用度都时常短缺。有人暗中送过几回东西，都被拦回来了。”
诊堂里安静了一会儿。沈砚把书合上：“郑大人，你来告诉我这些，是希望我做些什么？”郑老摇了摇头：“我什么也不希望你做。我只是觉得你应该知道这些事。你在金陵见过改朝换代，在北京也见过。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同一个朝廷里的两个皇帝。这种局面，大明开国以来从未有过。”
腊月二十三，沈砚收到了赵崇真托人带来的一封信。信中说他在城外一处旧观中整理那些石片和拓片时，发现了一组之前没有注意到的纹路组合——它们指向的位置，大致在北京城的西北方向，靠近一处地势较高的台地。那处台地在地图上没有名称，只是城外一片普通的荒地，但他沿着那组纹路的方向走了一遍，在台地的边缘找到了一段被荒草覆盖的旧墙基。
赵崇真在信末写道：“那段墙基的砖石结构和奉先殿后的地基是同一批材料。先生，北京城的地下，可能还有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腊月二十八，沈砚把医馆里里外外扫了一遍。黄甫把窗纸换了新的，钱永安和陆远把院子里的积雪铲到墙根下堆成一排。沈砚一个人坐在诊案前，把今年的春联写好晾干，又翻出那卷旧书，在赵崇真信中提到的那处旧墙基的位置旁画了一道细线，标注了“待查”二字，然后合上书，起身走到灶间，把手伸到炉火上方烤了一会儿。
除夕夜，四个人围坐在灶间的火炉边。窗外又飘起了细雪，在灯笼的光里一闪一闪地落下来。沈砚端着茶碗没有喝，听着黄甫和钱永安在低声说着明年开春采药的路线，陆远在旁边偶尔插一句关于新到一批药材的话，声音在暖黄的灯光下混在一起。他没来得及开口加入，只是端着碗在火炉边多坐了一会儿，等那几片雪花飘过窗口又落定，才低头喝了一口茶。
永乐十四年的余韵似乎还在北京的深冬里没有完全散尽，沈砚偶尔在夜间静坐时想起那些旧事。
正统十五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晚一些。三月初，槐树巷的槐树才冒出细小的新芽，嫩绿的芽尖在灰蒙蒙的天色中显得格外珍贵。沈砚在院子里新翻了一块菜畦，把去年收的丝瓜种子又埋进了土里。赵安在自家院墙根下新种了几垄薄荷，每天早晚各浇一次水，蹲在垄边观察新芽的生长进度。
三月中旬的一个午后，一位穿着寻常布衣的中年人走进了济世堂。他面颊瘦削，眼窝微陷，像是很久没有睡过整觉了。他坐下之后没有急着看病，先环顾了一圈诊堂，目光在药柜和墙角的炭盆上停留了片刻，然后低声开口：“先生，我不是来看病的。我是替一个人来打听一件事的。”沈砚没有追问他的身份，只是放下了手里的药碾子：“你说。”
那人压低了声音：“南宫那边，有一位老人病了。病了很久，一直得不到医治。宫里的御医进不去，太医院的药也送不到。我听说先生在城墙上做过一些事，也听人说先生医术很高明。如果有可能……能不能请先生去一趟？”
沈砚沉默了一会儿：“你说的那位老人，住在南宫多久了？”那人说：“快两年了。自从被迎回来之后，就一直住在那里，没有出来过。”沈砚在诊案前坐了片刻，没有问那位老人是谁：“南宫门口守卫多吗？”那人说：“日夜有人把守，但也有交接的间隙。如果可以，我会安排好接应。但这件事很危险，先生若不愿意，也完全在情理之中。”
沈砚没有回答他愿不愿意，只在沉默之后开口问了一句：“你什么时候能安排好？”那人看了他一眼，像是确认了什么，然后报了一个日期：“三月十八，子时，南宫东侧后墙有一道小门。”
三月十八那天，沈砚在傍晚关诊之后，换了一身深灰色的棉袍，把药箱里的银针和几味应急药材用油布包好贴身揣着，腰间没有挂铜铃。他在夜色中沿着街巷向西北方向走去。南宫在北京城西北角的一片空旷区域，四周高墙环绕，墙头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盏昏黄的灯笼在夜风中摇晃，巡逻的脚步声隔着一道墙传过来，规律的，一下一下，像单调的鼓点。他在那道小门外等了一炷香的工夫，门从里面无声地开了，伸出一只手把他拽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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