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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0章 唐高宗对北方及东北的用兵

第560章 唐高宗对北方及东北的用兵 (第2/2页)

苏定方班师凯旋,将一众战俘献俘于东都洛阳紫微城正门——则天门。唐高宗亲临城楼受俘,细数百济屡犯邻邦、违抗唐廷的罪状,最终以天朝上国的气度下诏赦免众人死罪。至此,百济正式灭亡,这场颠覆半岛格局的战事,史称唐灭百济之战。
  
  百济灭亡后,其残余贵族不甘心国破家亡,暗中收拢残部,掀起大规模百济复国运动,占据百济旧地多处城池,持续对抗唐军。倭国(日本)觊觎朝鲜半岛已久,意图借机介入半岛局势、扩张海外势力,于是大举出兵援助百济残余势力,与唐军对峙。
  
  龙朔三年(663年),决定半岛格局的关键之战白江口之战爆发。大唐名将刘仁轨率领唐、新罗联军水师,在白江口与倭国、百济联军展开旷世水战。唐军战船精良、战术精妙、水师战力碾压敌军,四战四捷,焚毁倭军战船数百艘,全歼数万倭、百济联军,彻底击溃倭国主力,断绝了百济复国的最后希望。百济残余势力彻底溃散,复国政权土崩瓦解,残余王族仓皇逃往高句丽避难。
  
  平定百济残余势力后,大唐将全部东征兵力聚焦于高句丽。总章元年(668年),唐军历经多年苦战,攻破高句丽都城平壤,立国数百年的高句丽政权宣告覆灭。
  
  短短十余年间,大唐接连平定百济、攻灭高句丽,彻底终结了东北半岛三国鼎立的格局,将半岛大部分疆域纳入大唐羁縻管辖,设立熊津都督府、安东都护府管控两地旧地,大唐在东北的疆域与威望达到顶峰。
  
  但盛世武功的背后,新的争端迅速滋生。新罗眼见两大强敌覆灭,不甘心受制于大唐,意图独占朝鲜半岛疆域,于是一改臣服姿态,暗中勾结高句丽、百济残余旧部,开始持续蚕食大唐在半岛的管控区域,不断侵扰熊津、安东两大都护府所辖城池,罗唐矛盾彻底激化,罗唐战争全面爆发。
  
  其中,百济旧地的熊津都督府是双方争夺的核心区域,两军在此展开长年累月的惨烈拉锯战,城池反复易手,半岛局势再度陷入动荡。
  
  咸亨元年(670年)七月,新罗集结全国精锐大军,发动大规模突袭,攻势迅猛、势不可挡,一举攻陷唐朝熊津都督府所辖八十二座城池,大唐在百济旧地的统治体系遭受毁灭性打击。
  
  咸亨二年(671年)正月,新罗再度出兵北上,专攻百济残余唐军防区,两军激战于熊津南部;六月,新罗军兵临百济重镇加林城,在石门与唐军主力正面决战。此战新罗大获全胜,据史料记载,新罗军阵斩唐军五千三百余人,生擒百济籍将军二人、大唐果毅校尉六人,战绩斐然。
  
  经此数战,新罗彻底掌控百济旧地绝大部分疆域,兵锋直指熊津、泗沘等大唐在半岛的核心统治重镇,唐军在百济的势力范围被极度压缩,陷入被动防守的困境。
  
  为扭转东北战局、稳固半岛统治,大唐紧急调遣名将薛仁贵出任鸡林道总管,率军驰援熊津都督府,全权负责对抗新罗的战事。
  
  此战双方各有胜负,中韩史料对战绩的记载也各有侧重、略有出入。据朝鲜《三国史记》记载,上元三年(676年)冬十一月,新罗将领沙湌施得率领水师出征,在所夫里州伎伐浦与薛仁贵所率唐军水师展开海战。初战新罗军失利落败,随后重整兵力,接连与唐军展开大小二十二场战役,悉数取胜,累计斩杀唐军四千余人,重创大唐水师主力。
  
  而中国正史记载的唐军战绩则更为亮眼。上元二年二月,大唐名将刘仁轨率军出征,在七重城大破新罗主力军团,斩获颇丰,重挫新罗军心。此战之后,大唐调整东北将帅部署,任命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驻守安东都护府,持续对新罗用兵。李谨行骁勇善战、治军严明,在买肖城接连三次大败新罗军,彻底击溃新罗主力精锐,让新罗无力再发动大规模进攻。
  
  接连损兵折将的新罗国力耗尽、难以为继,新罗王金法敏自知无力与盛唐长久抗衡,只得放下姿态,派遣使臣远赴长安入朝谢罪,献上金银珍宝、土特产等巨额贡品,俯首求和,恳请大唐罢兵休战。
  
  就在东北战事即将以大唐完胜收尾、可以彻底肃清半岛隐患之际,朝堂重臣张文瓘的一番劝谏,彻底改变了半岛最终格局。
  
  彼时大唐边疆双线承压,北疆突厥叛乱持续蔓延、西线吐蕃势力疯狂扩张,吐蕃已然成为威胁大唐河西、陇右腹地的头号强敌。张文瓘审时度势,向唐高宗直言利弊:大唐国力有限、兵力分散,若长期深陷朝鲜半岛拉锯战,必然无力兼顾西线吐蕃威胁,得不偿失。他恳请李治调整国家战略重心,收缩东北战线,全力聚焦西线对抗吐蕃。
  
  晚年的李治采纳了这一战略建议,决意放弃对朝鲜半岛的绝对掌控,主动收缩东北边防兵力,默认了新罗在半岛的扩张成果,承认新罗“尽取百济旧地、疆域推进至高句丽南部边境”的既定事实。
  
  自此,唐朝正式放弃熊津都督府管控权,彻底退出百济旧地。历经十余年东征血战、付出无数军民伤亡换来的东北疆域成果付诸东流,大唐彻底丧失了对朝鲜半岛的统治权。东北边疆格局彻底重塑,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大部分区域,而大唐自此再也未能重返半岛核心区域经营势力。
  
  唐高宗中后期的突厥、半岛两场边疆变局,本质是大唐战略决策失误与治边理念失衡的集中体现。北疆杀降失信,透支了大唐百年羁縻政策的公信力,导致游牧部族离心离德,后突厥百年边患由此生根;东北功成弃土,耗尽国力军力的东征成果拱手让人,错失掌控东北亚格局的绝佳机遇。
  
  两场战事之后,大唐边疆由贞观、永徽时期的全面开拓、四方臣服,转为守成收缩、隐患丛生,为武周时期边疆动荡、藩镇隐患萌芽埋下了深刻的历史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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