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8章 唐高宗晚年 (第1/2页)

上元二年，即公元675年，四月，正是洛阳暮春芳菲、西苑景致最盛之时。唐高宗李治携皇太子李弘，一同游幸洛阳西苑中的合璧宫。合璧宫本是高宗时期专为皇室游宴避暑营建的离宫，殿宇精巧、水景环绕，绮云殿更是宫中临苑观景的核心殿宇，平日里便是太子随侍高宗、商议琐事、休憩小坐的常处。
　　
　　谁也未曾料到，一场看似寻常的伴驾之行，竟成了太子李弘的绝命之旅。在绮云殿内，李弘不慎饮下暗藏剧毒的酒浆，毒发迅猛，御医仓促施救却回天乏术，这位素来仁厚、深得高宗期许的储君，骤然暴毙于合璧宫中，年仅二十四岁。
　　
　　李弘之死，对本就身患风疾、精神孱弱的唐高宗李治，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李治自登基以来，便极为器重这位嫡长子，李弘早立为太子，生性仁孝谦和、体恤民情，曾多次为受牵连的皇室宗亲求情，也常劝谏高宗宽减徭役、抚恤百姓，朝野上下皆对其寄予厚望，视之为李唐江山最合适的继任者。骤然丧子，且是丧送储君，李治悲痛欲绝，全然不顾历朝历代的礼制规矩，做出了一件史无前例的举动——追尊已逝太子李弘为皇帝，赐谥号“孝敬皇帝”。
　　
　　这一举措，是中国古代皇权礼制上绝无仅有的特例：父亲尚在帝位，却追尊已故的儿子为皇帝，前无古人，后亦无来者。李治对这个早逝的儿子，倾尽了最后的温情与尊崇：下旨以天子之礼，将李弘厚葬于洛阳郊区的唐恭陵，陵墓的规模、建制、陪葬规制，完完全全比照当朝皇帝的标准执行，丝毫没有因他是故太子而有半点减损；同时诏令满朝文武，全部依照为皇帝服丧的礼制，为李弘服丧三十六日，举国举行规模盛大的国葬，以示哀荣。李治还亲自动笔，撰写《睿德纪》碑文，命人刻成巨碑，立于恭陵一侧，字字诉说对爱子的思念与褒奖，让其身后之名永留后世。
　　
　　唐恭陵的营建，极尽奢华宏大。为了匹配皇帝陵寝的规制，朝廷征调数万民夫，耗费国库钱财以亿计数，整座陵墓占地广袤、神道悠长、石刻森严、地宫繁复，成为整个中原地区规模最为庞大的唐代帝陵。其工程之浩大、劳役之繁重、耗费之巨，甚至远远超过了大唐开国皇帝高祖李渊、一代明君太宗李世民的帝陵。
　　
　　如此超负荷的徭役与奢靡耗费，最终彻底激起了民间怨愤。天下百姓被无休止的差役逼迫得流离失所、农耕荒废，万千民众厌倦苦役、怨声载道，街头巷尾尽是百姓的哀叹悲泣，史载“万姓厌役，呼嗟满道”。不堪重负的百姓，为了逃避这永无止境的苦役，纷纷拿起石块，砸向督造恭陵的朝廷官吏，以极端的方式反抗暴政，足见当时劳役之酷、民心之怨。
　　
　　转眼至上元三年，公元676年，唐高宗李治的风疾愈发严重，头晕目眩、视物不清、周身乏力，早已无法如常处理繁重的军国政务，身心俱疲之下，他萌生了退位避疾的念头，打算下诏逊位，让天后武则天正式临朝摄政，全权打理天下大事。
　　
　　此念一出，朝堂震动，宰相郝处俊当即挺身而出，犯颜直谏，言辞恳切又掷地有声：“陛下为何要将天下皇权，亲自交付给天后？这大唐江山，是高祖皇帝、太宗皇帝戎马半生、浴血奋战打下的李氏宗庙江山，并非陛下一人私产。陛下理应谨守李唐宗庙社稷，将皇位代代传予李氏子孙，万万不可将国家权柄拱手让于他人，更不能因一己私情，把天下托付给皇后啊！”
　　
　　郝处俊的谏言，守住了李唐宗室的底线，也点醒了尚存理智的李治。李治听罢，默然良久，最终打消了逊位让权的念头，摄政一事就此作罢。
　　
　　可此事，却彻底激怒了野心勃勃、早已暗中揽权的武后。武则天深知，朝中老臣心向李氏，处处掣肘自己夺权，宰相之权更是自己独掌朝政的最大阻碍。她并未显露怒意，而是暗中布局，开始悄无声息地拆解相权：秘密召集大批出身寒门、没有深厚门阀背景的文学之士，如元万顷、刘祎之等人，入禁中编撰书籍。短短时日，便编撰完成《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乐书》等典籍，总计千余卷，以此收拢人心、树立自己的权威；与此同时，她密令这些文学之士，暗中参与决断百官上奏的奏折疏议，绕过三省与宰相，直接承接旨意处理政务，一点点分割宰相手中的实权，慢慢将朝政大权收拢到自己手中，为日后独揽朝纲埋下伏笔。
　　
　　时光推移至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大唐腹地遭遇了毁灭性的天灾。关中平原与山南地区二十六个州郡，接连遭遇旱灾、蝗灾，粮食颗粒无收，全境爆发特***，身为京师的长安，已然到了“人相食”的人间绝境，饿殍遍地、民生凋敝，昔日繁华帝都沦为人间炼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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